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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人民法院坎布拉人民法庭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村（社区）特色，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参与、群众融入”诉源治理全覆盖新体系，推动建立基层共治、组织善治、主体自治乡村治理新格局，全力打造“党建引领庭所联防联动机制”，将矛盾纠纷大量化解在诉前，实现了“三攀升三下降”大阳城娱乐集团，使小法庭发挥了大能量。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是人民法庭的应有之义。为进一步推进诉源治理，坎布拉法庭以速裁团队为“庭所联动”的纽带，从诉讼源头上下功夫，建立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与辖区内司法所、派出所沟通建立了“庭所联防联动机制”，利用部门间“职能互补、信息共享”优势，合力化解矛盾纠纷，依托人民法院信息化办案平台，延伸司法触角，通过上门立案、上门调解、巡回审判等多种办案模式，开启了“一个人民法庭、一个法律服务站”的司法服务格局。

回忆起这起系列案件，坎布拉法庭庭长韩国勇向记者介绍，2022年，被告戚某、衡某聘用冯某等10人在尖扎县某乡公路施工，戚某和衡某承诺到期支付工资，结果未能按期支付大阳城娱乐集团，只是写了欠条。冯某等10人四处讨薪无果，只能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坎布拉法庭速裁团队受理案件后，为确保付出劳动的冯某等10人按时足额获得工资报酬，迅速召开碰头会协商调解方案，并第一时间与戚某、衡某取得联系，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明确付款期限。

“庭所联防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坎布拉法庭与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员的联动协调作用，构建了“一庭两所一员”平台联动化解矛盾纠纷，强化辖区内农村土地、追索劳动报酬、家事邻里等多发、常见类型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将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员、乡镇网格员纳入特邀调解队伍，利用他们熟悉乡村情况、了解人员信息的优势，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展开调解，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合力。

今年2月，坎布拉法庭速裁团队在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时，由于双方当事人长期矛盾不断，加之缺乏行之有效的沟通方式，从而导致矛盾愈演愈烈，继而发展成拳脚相向，为更好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坎布拉法庭及时启动“庭所联防联动机制”大阳城娱乐集团，委派特邀人民调解员与派出所民警采用“警民联调”方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通过多方疏导，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的对立情绪明显缓和。承办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法理、情理方面分析、论证案件争议焦点，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大阳城娱乐集团，就地指导原、被告注册了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签署了调解笔录及调解书。最终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顺利审理这起案件，相关财产也在法官、陪审员的督促下分割到位。

“派出所、司法所对于接处警和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债务、合同、相邻关系、家事等适宜调解的小纠纷、小矛盾，由派出所民警、司法所干警与调解员合力化解，对于当事人对抗性较强的矛盾纠纷，由民警与法官合力调处，以此建立‘治安调解+司法确认’的工作模式，做到派出所和法庭无缝对接、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有效衔接，形成整体合力，共同化解矛盾纠纷。”韩国勇说道。

“今天我们去处理金融借款合同系列纠纷案，原、被告因未能按约偿还借款发生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分歧较大，大家注意安抚双方当事人的情绪。”今年5月初，坎布拉法庭法官吴艳萍像往常一样，边整理案卷边与同事讨论一天的行程和办案中的注意事项。“当事人对法律知识不熟悉，我们要认真做好释法析理工作，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据了解，这起系列案为坎布拉法庭辖区内某银行支行与多名自然人之间引发的借款合同纠纷。因借款合同均已到期，借款人与担保人都未能按约偿还借款，故引发纠纷。坎布拉法庭审判团队及时督促各被告履行还款义务，向当事人释明民商事案件流程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的利害关系。最终，经过承办法官与原、被告沟通，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调解。

吴艳萍告诉记者：“我们在康杨镇设立了‘法庭+村调委会+特邀调解员’模式的‘哈三调解室’及其他巡回审判点。在坎布拉镇设立巡回法律服务点，利用巡回审判，把法庭搬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村口路边，现场开庭、就地调解，邀请群众旁听案件，方便群众诉讼的同时，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使群众切身感受到非诉解纷带来的便利和快捷。”

坎布拉法庭将“诉前调解中心”主动融入辖区乡镇“网格”，加强网格联动，吸纳熟悉村情民意、具有双语工作经验的人民陪审员驻庭调解矛盾纠纷，发挥其通民情、知民意、懂常理、接地气的优势，有针对性进行调解。筛选有调解经验的人民陪审员为特邀调解员，调解部分简单经济类纠纷案件。积极发挥人民陪审员“宣传员、调解员、咨询员、监督员、联络员”作用，让来自人民陪审员的“民声民意”促进法庭的司法服务工作。近两年来，坎布拉法庭结合巡回审判开展法治宣传活动20余次，接待群众咨询120余人次，实现了法庭化解矛盾纠纷的“恒温度”。

2010年8月，尖扎县扶贫局在康杨镇上庄村实施农村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给每户发放5000元扶贫资金。为了有效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益，依据有关项目和政策规定，资金要统一入股合作社使用。上庄村37户村民将扶贫资金入股到上庄村惠农牛羊育肥合作社，并与项目实施人签订了入股和分红协议。协议中约定：上庄村惠农牛羊育肥合作社在经营的5年内，以第一年每户分红200元，以此每年增长100元的方式向每户分红5年共计2000元，5年后退清全部出资额。协议签订后，项目实施人却因各种原因未能进行正常养殖，村民也没有如期拿到分红。村民多次找项目实施人协商无果，这一拖就是8年。

坎布拉法庭受理这起系列案件后，联合上庄村村委会多次组织调解。“虽然案件审理难度不大，但因村民的诉讼及举证意识不强，根据举证规则来审理案件，部分村民的利益会因举证不利而受损。一边是村民的重大损失，一边是企业经营困难无力赔付，案件陷于‘两难’，我们认为这起系列案件以调解结案最为合适。”吴艳萍说。最终，经过耐心沟通、协商，此系列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村民的经济损失得到了赔偿，企业的困难也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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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大阳城娱乐集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大阳城娱乐集团，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大阳城娱乐集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大阳城娱乐集团，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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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9月30日第一批收到论证报告65篇，经过专家初审、终评，最终评选结果是：复旦大学蒋玉斌先生获得优秀成果一等奖1篇，奖励资金10万元，清华大学王子杨先生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1篇，奖励资金5万元。截至2019年10月31日，第二批收到论证报告84篇，目前，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初评已经结束，正在推进终评工作。征集评选活动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甲骨文考释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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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始终坚持以打开路，始终保持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高压严打态势，不断完善文物案件侦办规定和侦查模式，12年来累计破获文物犯罪案件489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10人，追缴文物3.8万余件，工作成效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始终坚持防范在前，健全完善田野文物“核心保护点、巡查监测带和群防管控网”三层防护网，在文物保护单位、重要考古工地设立400多个警务室，在173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派出所，指导全省博物馆完成230个专业文物保卫机构设置和基本建设，不断强化田野和馆藏文物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实现高密度监测防范。与此同时，借助建立“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和“全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这一优势，持续推进高水平建设应用，自2011年“中心”成立以来，共收集涉及文物犯罪举报线索220余条，指导侦破大批案件，顺利追缴回大批文物；2017年“平台”运行以来共采集录入全国被盗（丢失）文物相关信息2898条，对外发布信息719条，协调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发布被盗文物信息210条，极大提升了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工作的质效。陕西全省公安机关还不断加强与文物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总结建立11项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工作协作机制，与临近的山西、河南、甘肃等兄弟省份密切合作，探索建立了“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和“陕甘毗邻六地市”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区域协作机制，有效形成了部门区域间联合打击防范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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